本报记者　张以瑾 

　3天的年过后，春节的热闹气氛一天比一天淡。在皖西霍山县，回乡过年的打工者在享受了短暂的家庭团聚后，大多开始筹划新一年的去处。“经济危机”这个天天在电视新闻里听到的词，去年下半年已经让他们尝到了苦头。江浙、上海和广东等地的工厂纷纷裁员或倒闭，许多人需要重新寻找去处。

  正月初八早上，天还没有大亮，街上店铺开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薄薄的晨雾中混合着火药的香味。此刻，车站是县城最繁忙、最热闹的地方。出门打工的人簇拥在售票厅和即将带他们出远门的客车边上，男男女女的叫喊声、拖拉行李箱的声音和汽车发动的声音响成一片，整个车站像一锅翻腾着水花的开水。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满载乘客的大巴驶出车站，车腹的行李柜不够用，车厢里也塞满了大包小包。

  在霍山这个劳务输出县，这是每年正月的寻常景象：四乡八里的打工人就像股股溪流，源源不断汇集到县城，再从县城“流”入驶往省外的长途客车，或者经省城合肥涌上开向江浙、上海或者广东一带的列车。举国关注的春运大潮，就是这样汇聚而成的。

  然而，在张宜明看来，这一切已经毫无新意了。

  2009年，是41岁的张宜明出门打工的第18个年头。当他1991年第一次外出时，并不知道随后会有亿万农民兄弟走上同一条路，也不知道自己将像候鸟一样年年往返于家乡和异地。

  如今，当年的毛头小子人到中年，16岁的儿子已经跟他一般高了。每次回来，看到长高的儿子他都倍感欣慰。但儿子上中学以来，成绩一落千丈，而且不断惹出麻烦，几乎要被学校“劝退”……

  不再轻松的打工之路

  出门的前一天晚上，张宜明的父母默默地给他们装行李，堂屋的大桌上摆满了腊肉、咸鱼之类的东西。又是一年分别的时候，不舍的情绪让一家人都不言不语，但是儿子巧生还在房间里玩电脑游戏。

  年前，张宜明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。这几天，巧生天天扑在电脑上，甚至想让父母把电脑留在家里。妻子汪梅想答应儿子，但是张宜明坚决不同意。他知道初中还不到用电脑的时候，有了电脑只会让儿子更加不务学业。

  虽然巧生此时的表现让张宜明有点失望，他好几次想把儿子喊过来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——马上就要走了，他还是想让儿子多玩一会儿。

  张宜明坐在堂屋抽闷烟，想着这些年自己一次次出门，“虽然每一次都舍不得，但还是能放心地走。现在儿子渐渐大了，出门的感觉却越来越不轻松了”。

  儿子出生的时候，张宜明向厂里请了假，乐颠颠地从张家港跑回来，用打工挣来的钱，安排了一场像样的喜酒。农村虽然允许生二胎，但是如果头胎生的是儿子，几乎没有人愿意再生。妻子汪梅不负众望地生了儿子，因为生得“巧”，就给儿子取名“巧生”。

  儿子还没满月，张宜明就匆匆回厂里了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村里出门打工的人还很少，而江浙一带的工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，亟需劳动力。张宜明走的路子，被越来越多的村里人看中。他每年回来，都有一帮亲戚朋友找上门，让他带着出去打工。

  巧生3岁的时候，张宜明夫妇把孩子托付给爷爷奶奶，然后一起去江阴打工。张宜明在一家机械厂当焊工，妻子汪梅则在相距不远的一家纺织厂。两口子住在机械厂的职工宿舍，一间20多平方米的房间是他们在异乡的家。

  巧生6岁上学时，他们也曾考虑把孩子接到江阴读书，但是当时外地学校收费太高，费用是在家乡读书的几倍。更大的问题是，他们都要按时上班下班，根本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上学。于是，张宜明和父亲张中银达成一个口头协议：巧生在老家上学，一切学习和生活费用由张宜明夫妇负担。

  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夫妻俩的积蓄也一年比一年多。生活不愁了，只读过初中的张宜明望子成龙的心情更为迫切。除了“念书考大学”，他几乎没有为儿子规划过其他路子。“我小时候想读书没有钱。现在供儿子读书不成问题了”。

  他也经常把这话说给儿子巧生听，并现身说法讲了很多不读书的害处。因为没有学过高中的立体几何，张宜明在厂里经常遇到图纸看不懂的情况，这使他痛失很多升迁机会。被提升为质检员后，他一直梦想当上车间主任，“天天坐办公室”。然而，尽管数次被列为候选对象，最终都因为学历太低而失之交臂。“别说大学了，就是读个高中，我也早坐办公室了！”他不无遗憾地说。

  整个小学阶段，巧生的成绩都名列班级前茅。尽管全班只有十来个学生，但这已经让张宜明夫妇满怀希望了。初中入学考试，巧生在全年级200多人中，成绩中等偏上。然而，上了初中后，“个头在猛长，成绩却一路下滑”。初二下学期，张宜明第一次知道，儿子的成绩已经在班里倒数了。

  2007年回乡过年，有熟人告诉他：“听说你儿子在学校是‘八大金刚’之一……”张宜明几乎崩溃了，他知道‘八大金刚’意味着什么。

  回到家，他第一次发现了儿子的变化：淡淡的胡须、变粗的声音，话也少了。他开始以谈心的方式开导儿子，但是无论说什么，巧生总是低着头，不言不语。年后，张宜明夫妇心神不定地出门了。此后，他们几乎一周一个电话，但每一次儿子都只是沉默地听着。

  2008年10月，张宜明忽然接到父亲张中银的电话，说班主任要他们把巧生领回家呆几天，而巧生也不想再读下去了。他急忙请假回来，火急火燎地来到镇上中学。班主任告诉他，巧生现在经常逃学，全部心思都用在打游戏和谈恋爱上，学校已经管不住了。

  张宜明跟班主任磨了半天，巧生才没有被“劝退”。回到家里，他跟儿子谈了一个晚上，甚至语带威胁地告诉他“不念书就马上去打工，自己养活自己”……

  把儿子送回学校后，张宜明心神不定地出门了，“平时一想到儿子，心里就悬着”。

  过年这几天，他天天对儿子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”，但临走时还是放心不下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接到学校或者父亲的“告急”电话。

  顾此失彼的家庭现实

  在张宜明家所在的五里墩村民组，共有28户人家，其中夫妻双方在外地务工或者有过打工经历的有13家。

  相比于传统的农耕家庭，打工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准均有明显优势。张宜明夫妻俩年均纯收入在5万块钱左右，如果守在家里种地、养殖，收入不到打工收入的一半。十几年来，除了攒足了儿子读书的钱，他们还开始考虑在县城买房子。

  像张宜明这样靠打工致富的家庭在村里不是少数，然而，在子女抚养和教育方面，这些家庭都遇到了顾此失彼的困局。

  让孩子留乡读书，几乎是所有打工父母面对现实的选择。为了挣钱养家，他们甘愿长年忍受亲子分离的痛苦。在霍山县教育局，记者看到一组数据：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共有26917名，其中留守儿童10862名，占40.3%，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有4520人，占留守儿童的41.6%。

  在夫妻双双外出的家庭，孩子一般由祖辈抚养，接受的是隔代教育；在夫妻一方外出的家庭，孩子接受的则是单亲教育。这看似解决了打工的后顾之忧，但无论隔代教育还是单亲教育，都存在亲情结构不完整的问题。日本儿童教育学家木村久在《早期教育与天才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。”然而，在留守家庭，这双“推动摇篮的手”却过早地抽开了。

  另一方面，很多留守子女接受的是“粗放式”的家庭教育。祖辈的文化素质、思想认识和监管能力都很有限，平时除了满足孩子衣食住行的需求，在教育方面基本上是“听之任之”的放任态度。

  巧生3岁时就开始跟爷爷奶奶生活。在当地农村，“抱孙子”是让人羡慕的老来之福。50多岁的张中银夫妇几乎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孙子身上，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溺爱并不等于教育。

  当然，老人也有自己的难处。儿子小的时候，张中银采取的是棍棒教育，但是面对孙子，他似乎变了一个人。他承认自己“人老心善”了，但还有另外一层考虑：“养孙子不像养儿子，处处还得考虑儿子和媳妇的感受。”

  巧生小时候挑食，奶奶项达芝每次都要为孙子特别准备一份菜，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家里来客，巧生不肯上桌吃饭，饭菜就由奶奶送到房间。孙子大了，张中银渐渐觉得开小灶的做法不对劲，但是儿子和媳妇始终“没有说不对”，他也不好阻止老伴这样做。

  对于爷爷奶奶的疼爱，巧生似乎并不领情。张中银发现，巧生的脾气越来越古怪，生活上也越来越难伺候。上中学后，除了要零花钱，他平时很少主动跟爷爷奶奶说话；对于父母从外地打来的电话，他也懒得接听。

  因为巧生的教育问题，张宜明与父亲张中银之间出现了一些矛盾。张中银认为儿子对巧生管得太少，而张宜明则觉得父亲的教育方式太简单化，“不该处处由着小孩”。

  儿子的表现让张宜明经历了一次幻灭，现在他对巧生“念书考大学”已经不抱希望了。“成不成才无所谓，现在要紧的是不能走了邪路，起码要成人。”他知道，在村里的小青年中，有不少人“不读书，也不成人”，整天不务正业、惹事生非，有的还被拘留或者劳教过。

  孤军奋战的学校教育

  在家庭教育弱化乃至缺位的情况下，学校几乎承担了教育留守子女的全部责任。

  榆树店小学是与五里墩村相邻的一所小学。教导主任章立平每个学年都要统计本校留守儿童人数，并上报给镇中心学校。榆树店小学现有54个学生，其中正处于留守状态或者有过留守经历的学生有48人。可以说，学校教育主要是针对留守儿童的教育。

  但是让老师们感到为难的是，学校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。章立平老师说：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就像两条腿走路。没有家庭的配合，我们无论怎样努力，教育都是跛腿的。”

  相对于其他学生，留守学生厌学、逃学乃至辍学的现象很普遍。章立平认为，这与他们的成长经历、家庭状况和社会风气都有关系。

  他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：一天早上，一个四年级的学生是由爷爷送到学校的，原来他因为没有做家庭作业而不敢上学，老人家跑来为孙子“求情”。而这样的情况，在这个孩子身上已经多次发生了。学校曾经向孩子的父母反映这一情况，要求得到家庭配合，但收效并不明显。

  对于子女的厌学问题，许多打工父母并非没有察觉。然而，孩子长年不在身边，每年只有过年或暑假期间的短暂团聚，长期的亏欠和负疚心理使家长看不到子女身上存在的问题——即使看到了，往往也闭口不谈问题，而是想方设法满足孩子的愿望，偿还他们的亲情债。

  张宜明承认自己在处理儿子的问题时，常常感到“心软”。他其实很早就听说儿子在学校的种种不良表现，但一想到孩子长年不在身边，好容易见一次面，就不忍心说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。

  巧生所在中学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，留守子女多有敏感、脆弱、自闭和偏激等性格特点，他们渴望被关爱，却不愿受约束，散漫成性。这些问题看似出现在中学阶段，其实相关的性格和心理自小就形成了，只不过一直处于潜伏状态。

  当留守子女进入青春期时，自主意识越来越明显，而亲情结构不完整的家庭对他们几乎没有约束力。除了每天在校的几个小时，课后以及双休日就成了“家庭管不好，学校管不到”的真空时段，很容易沾染不良习气。

  18岁的陈小龙与巧生同在五里墩村民组。他父母一直在当地建筑工地和工厂务工，很少有精力督促他的学习。小龙从镇初中考上县城一中，成为全村考大学的种子选手。然而读到高二的时候，他迷上了电脑游戏，经常为此逃课。家人多次在游戏厅里找到他，然后“扭送”至教室，结果“前门刚进去，又从后门跑了”。